翻譯公司：翻譯家的悲劇

近日，據博文翻譯公司獲悉，日前讀了俄羅斯詩人葉甫蓋尼•萊茵［（1935—）俄國當代詩人、隨筆作家］的一則隨筆《乘積》，頗有感慨。文不長，茲譯如下。 　　事情發生在多年前的8月 　　28日。8月28日是瓦西裡•阿克肖諾夫［（1932—）俄國當代聞名作家。1980年移居美國］的生日。 　　阿克肖諾夫其時已出版了他的第一批優秀著作如《帶星星的火車票》和《來自摩洛哥的柳丁》。瓦西裡•帕甫諾維奇的大名無人不識，他的名字給中興俄羅斯散文帶來了但願。 　　阿克肖諾夫交遊甚廣，過得既像名流又豪奢。他掙錢不少，可一個子兒都沒存下。 　　生日慶祝會就是按這兩個原則來辦的。租用文學工作者中心之家整整一個晚上。餐桌設在兩個大廳裡，一個像巨大的冰鬥，另一個像字母“ 　　П”，來賓多達數千人，外加一隊爵士樂隊。 　　到處擺放著切開的成熟的阿斯特拉罕西瓜和菲利浦•莫里斯牌美國香煙。食品，葡萄酒，伏特加一切都是優質的。 　　我從列寧格勒去參加阿克肖諾夫的生日慶祝會，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就你一個？”瓦夏問我。“就我一個，”我回答說。“任尼亞有事兒來不了。” 　　“那就請和我的日譯者坐在一塊吧。他的俄語講得很流利。我這就先容你們熟悉。不管談什麼都行。” 　　瓦夏把我領到一個根本說不清春秋，戴眼鏡，身穿淺色外套，梳著平整的分頭的漢子旁邊。我們在餐桌擺成“П”字形的大廳裡並排坐著。 　　我們用高腳玻璃杯喝伏特加，佐以上等鱘魚子和鱘魚肉。應該找些話題聊聊。 　　“您翻過阿克肖諾夫？”我問，以便挑起話題。 　　“是的，”日本人謙恭地說，“十分痛快。兩部小說《帶星星的火車票》和《來自摩洛哥的柳丁》。” 　　“您研讀俄國文學很長時間了嗎？” 　　“我畢業于東京大學俄文系。打那時候起便開始翻譯。” 　　“請問，除阿克肖諾夫外您還翻譯過誰？” 　　“我翻了九十六卷本的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伯爵全集。” 　　“您大概在說著玩吧。”“不，完全不是說著玩。我還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八卷集，別謝勉斯基（俄國小說家）八卷集，岡察洛夫六卷集和很多單行本。” 　　“這不可能，”我激動起來，給鄰座的玻璃杯斟上伏特加。 　　“怎麼不可能？”日本人不動聲色地說。“您這就會相信，我沒有過甚其詞。” 　　那時候還沒有袖珍計算器。日本人除去餐巾，取出一支名貴的蒙布蘭牌鋼筆，寫上一遝數量字。然後向我解釋說：“我五十二年前大學畢業。天天都工作，難得離開家。我用一個特別係數來統計自己的進程。我一年放假兩天我的妻子的生日和天皇的生日。我的定額是天天六頁紙。對，大學畢業後我病過二十-二十五天。這些天我也要算上。現在我把這一切互乘，”日本人邊說邊湊近了稿紙。 　　儘管在我看來，他在耍我，但我仍舊激動起來。就在我飲酒和吃小食時，日本人算好了他的數學習題，他誇大的雙重特點的結果，一旦看見這個難以置信的數字，我馬上明白過來，他一點也沒誇張。我差點想吻他的手，但管住了自己。看見桌子邊還有一聽裝得滿滿的魚子，便推給了他。 　　每當我想起逃避工作，或者在書桌前找不到寫作的狀態，又或者想到哪兒去時，我總想起這個日本人互乘的那一遝數字。 　　我國翻譯文學史上，專業俄國文學翻譯家以汝龍和草嬰成就最大，稱之為量多質優，絕不溢美。但是，從量來說，比起上文提及的那位日本人，毋庸諱言，兩人仍遠有不逮。汝龍去世已二十年，他晚年傾其全力譯校的《契訶夫文集》，可說是翻譯糊口生計的曲終奏雅。草嬰三十年來固然翻了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全集，但也僅得十二卷。兩位翻譯家除契訶夫和托爾斯泰外，還翻過不少別的俄蘇作家的作品，假如出版社要出他們的譯文全集的話，大概也就只有三十至三十五卷。是他們不如日本翻譯家勤快嗎？當然不是；是他們不珍惜時間嗎？也不是。汝龍四九年後就棄去公職（他曾當過上海平明出版社的編纂主任），不領工薪，僅以版稅維生；上海譯文出版社七八年欲聘草嬰為總編纂，他卻而不就，原因都在惜時如金，視名山事業重於一切。那麼他們的翻譯量何以會比日本人少一大截呢？ 　　日本翻譯家大學畢業後幾乎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一門心思地擺弄自己的翻譯，汝龍草嬰一旦捲入“以革命的名義”掀起的各種運動，他們能夠獨善其身嗎？能躲得過這些瞎折騰嗎？“文革”中，汝龍藏書被抄，屋子被占；草嬰下幹校，兩次險死還生，後期被迫去翻供批判用的所謂內部參考小說，這才是造成他們的人生悲劇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