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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公司: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

    時間:2012-10-25 10:21 來源:未知 作者:admin 點擊:

    2012年10月25日,據博文翻譯公司瞭解到,10月11日,中國本土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可以說莫言圓了中國人的諾貝爾獎之夢。莫言是幸運的,在他之前中國也有作家提名諾貝爾獎,但都未能獲獎。在這個過程中,18位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之一馬悅然是個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諾貝爾獎評委中獨一深諳中國文化、精曉漢語的漢學家。可以說,他對中國文化的喜愛和瞭解推動了中國人在獲得諾貝爾獎道路上的腳步。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漢學家的功勞十分巨大。他們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沒有他們,西方人根本無法解讀、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在當代眾多漢學家中,馬悅然絕對是不可忽視的一位。

    在此之前,身為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的馬悅然一直不遺餘力向世界翻譯、推介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他不僅翻譯了《詩經》、《論語》、《孟子》、《史記》、《禮記》、《尚書》、《莊子》等中國古代經典著作,還翻譯了老舍、沈從文、張賢亮、高行健、北島、顧城、歐陽江河、楊煉等眾多中國現當代作家、詩人的作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馬悅然還將漢學研究與促進中瑞兩國之間文化交流的詳細流動結合起來,極大地拓展了漢學研究的空間,取得了豐富的成果。

    師從瑞典漢學家高本漢

    高本漢是瑞典最有名的漢學家,也是瑞典漢學的奠基者。高本漢的漢學研究範圍極廣,包括漢語音韻學、方言學、文獻學、考古學、文學、宗教等等。有人說,馬悅然之所以能成為成果斐然確當代漢學家,與他的恩師高本漢密不可分。這話涓滴不差,正所謂“名師出高徒”。而馬悅然之所以能師從高本漢,冥冥之中也是有學術機緣的。

    馬悅然於1924年6月6日出生於瑞典的雲雪平市,1944年考入烏普拉大學讀書,在入學頭兩年裡,他所學的專業是拉丁文。這顯然是一個與漢學相去甚遠的專業。可是,在鑽研古代語言的過程中,馬悅然對東方古代哲學產生了濃厚的愛好,他讀了不少東方古典哲學的著作,這其中就有老子的《道德經》。《道德經》開篇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個“道”是一個極具中國文化神韻的詞彙,馬悅然能感慨感染到“道”的誘惑,但卻不知道哪一種翻譯更精確。他遍讀英、德、法等幾種語言的《道德經》譯本,互比擬對,仍無法判定哪一種翻譯最接近老子“道”的原意。於是,他決定去請教瑞典最有名的漢學家高本漢。高本漢告訴他,這些譯本的品質都不夠好,同時把自己的尚未付梓的英文譯稿借給他閱讀。

    高本漢的大家風範和對漢學的精深見解折服了馬悅然,一下子就影響了他此後的學術道路。馬悅然後來說,就是這次與高本漢的交談,“確定了自己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隨後,他接受高本漢的建議,從烏普薩拉大學轉至斯德哥爾摩大學,跟隨高本漢學習中國古代漢語和先秦文學。馬悅然從事漢學研究的道路就此確定。

    兩任妻子都是中國人

    1948年,馬悅然拿到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獎學金,前往中國進行方言調查。因為他的老師高本漢早年的語言研究集中在中國北方,一直沒有機會去中國南方考察語言,所以馬悅然此次就特地選擇了中國南方的四川進行方言調查。

    到達四川後,馬悅然一頭紮在峨眉山下的報國寺,做了八個月的方言調查。之後,他去西藏旅行了一次,返回四川之後,他住在一位中國教授的家中學習中文、考察方言。馬悅然此次中國之行歷時兩年多,成功地收集了重慶、成都、峨嵋、樂山等地的方言資料。返回瑞典後,他以這次調查的資料為基礎,完成了他的碩士論文。

    馬悅然此次來中國還有一個意外的收成,那就是娶了中國姑娘陳甯祖。陳甯祖的父親是一位元化學教授,當時,馬悅然住在陳家學習漢語,學習之餘兩人談情說愛,並於1950年喜結連理。

    1996年,陳甯祖因病去世。九年後,已經81的馬悅然又娶了一位中國妻子:陳文芬。陳文芬是臺灣的一位元媒體記者。她比馬悅然整整小43歲,兩人屬於典型的“忘年戀”。兩人於2005年在中國山西公佈結婚,此事一出,曾備受文化界關注。後據陳文芬先容,兩人初識於1998年。當時,馬悅然到臺灣訪問,在一群人的飯局上,馬悅然提起了對臺灣布袋戲很感愛好。飯桌上七嘴八舌,其他人忽略了馬悅然的提議,而陳文芬卻注意了。她後來充當導遊,帶著馬悅然到臺灣新莊戲館巷看了“小西園劇團”演出的布袋戲。

    馬悅然對布袋戲十分賞識,以為其演出留存了傳統泉州布袋戲的餘風,他後來還邀請“小西園劇團”到瑞典進行了演出。結緣布袋戲之後,馬悅然和陳文芬開始了長達五六年的“隔海之戀”,兩人靠電子郵件往來交談。從相識到結婚,兩人共寫了2000多封電子郵件,難怪陳文芬說,她和馬悅然的關係可說是“文字因緣骨肉親”。

    一般說來,研究漢學的西方學者都對中國文化一往情深,這份蜜意促使他們不遺餘力地將中國文化先容到西方。同時,這份蜜意也使他們更輕易愛上中國姑娘。在馬悅然之前,研究中國房中術的荷蘭漢學家高羅佩娶的就是中國姑娘,他的妻子是張之洞的外孫女水世芳。英國聞名的漢學家李約瑟也是一樣,從他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之初,中國姑娘魯桂珍就成了他的工作助手和情人。在他的正式妻子李大斐去世之後,李約瑟在89歲的時候娶了85歲的魯桂珍為妻。他說:“再也沒有比娶中國人為妻更能說明我對中國文化的愛戀了。”我覺得,這句話可以說明良多漢學家對中國的感情。他們從心底熱愛中國,從投入地研究中國文化到浪漫地娶中國姑娘為妻,這中間的文化邏輯一脈相承。

    娶中國人為妻之外,馬悅然還熟悉了不少中國朋友。在1956至1958年間,他被瑞典政府外交部任命為駐華使館文化參贊,他與中國聞名作家老舍結下了深摯的情誼,這一職務讓他結識了良多中國文化名人,也為他日後推動中瑞文化交流積累了良好的人脈資源。

    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

    1965年,馬悅然回到了瑞典,並正式著手組建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系。他提出,為了促進瑞典的漢學研究與教授教養工作,應將皇家藏書樓、斯德哥爾摩大學藏書樓和遠東考古博物館裡的中文圖書集中起來,建立一個專門的東亞藏書樓。這是一項龐大的工程,直到1986年才終極成為現實。斯德哥爾摩漢學系剛建立時只有幾個學生,但在馬悅然的領導之下,經由20多年的開拓,如今已經枝繁葉茂,形成了綜合培養博士、碩士和本科生的教授教養規模,成為世界漢學研究的一座重鎮。

    馬悅然先後任斯德哥爾摩大學語言系主任、亞洲學院院長及歐洲漢學協會會長等學術職務。因為在漢學研究和推介中國文學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馬悅然曾在1978年和1984年兩度獲得瑞典國王獎。1985年,馬悅然獲選加入瑞典學院,成為院中獨一的漢學家院士,擁有諾貝爾文學獎的投票權。獲得這項終身職務,本身就是對他學術成就和文學鑒賞能力的極高肯定。

    馬悅然學術愛好極其廣泛,他自以為是一個“雜家”,其對中國古典著作的翻譯幾乎遍及中國古代的各個時期和各類體裁。從樂府古詩到唐宋詩詞,從辭賦散文到《水滸傳》、《西紀行》等長篇小說,他都將其譯成了瑞典文。不僅如斯,他還盡一切可能將中國現當代的文學作品大量譯介到歐洲。《毛澤東詩詞全集》、沈從文的《邊城》、張賢亮的《綠化樹》、高行健的《靈山》等都是經他翻譯到瑞典去的,此外,他還翻譯了聞一多、卞之琳、郭沫若、艾青、北島、顧城等人的詩歌。有人統計,到1992年為止,馬悅然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竟有700種之多。

    難能可貴的是,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和漢學研究之外,馬悅然還在中瑞文化交流的流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利用與很多中國學者、作家和詩人建立的緊密親密關係,積極策劃、組織中瑞之間的文化交流流動。他在瑞典設立“馬悅然中國現代文學獎學金”,積極推介中國文學。同時,還通過他個人的影響力,爭取各種資金和機會,邀請中國當代的優秀作家和學者前往瑞典和其他北歐國家訪問、講學,為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此外,他曾和詩人北島、翻譯家李之義合作,出版了一冊中文版的《北歐現代詩歌選粹》,並編寫了多種漢語教材,供瑞典和其他北歐國家的青年學者使用。正因如斯,他才被良多人譽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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