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如何才能翻譯出詩歌般的靈魂

帕斯捷爾納克曾有言：“一般所謂可靠的譯者只能傳達出字面意思，無法傳達出語氣，而在詩歌中，語氣毫無疑問就是一切。”那麼，怎樣才能翻譯出詩歌的靈魂？是要強化對原文的理解，仍是要強化對詩歌本身的悟性？《紐約書評》前不久刊登的一篇文章對這個話題進行了探討，特選編於此，供你參考。

“若要信仰世界文學，就必需信任詩歌翻譯。”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瑞典詩人湯瑪斯·特朗斯特羅姆的這句話，被他的譯者之一羅伯特·羅伯特森用到了近日發表的一篇隨筆中。

特朗斯特羅姆簡單的用語，以及他對瑞典風光極為傳神的刻畫，很難用英語來精確傳達假如你的瑞典語不好，就更是如斯了。羅伯特森在隨筆中描述了這種難題。他告訴我們，另一個湯瑪斯的譯者，羅伯特·洛威爾在翻譯特朗斯特羅姆的時候，對瑞典語只是“泛泛的瞭解”。羅伯特森講了自己的翻譯過程：他的瑞典女友先逐字逐行幫他翻譯成英文，然後為他朗讀瑞典語原詩，為他傳達其中的“頓挫抑揚”，最後，他再用英語創作出“相對自由”的版本。

這種翻譯方法在詩人中並不少見。不外，羅伯特森以為有必要把各方權勢鉅子人士號召起來，以鼓勵這樣一種翻譯流程，該流程的條件是：假設詩歌由文字的語義層面和語氣(或音樂性)組成，單獨傳達出前者很輕易，而要想重現後者，卻只有詩人才具備足夠的敏感。

文章還說：

在譯著《模仿》(Imitations，1962年)中，羅伯特·洛威爾寫道：“伯里斯·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說過，一般所謂可靠的譯者只能傳達出字面意思，無法傳達出語氣，而在詩歌中，語氣毫無疑問就是一切。”

此處的“毫無疑問”，點到了這樣一個事實：語氣老是與內容相關的，假如內容變了，即便措辭和語體未變，語氣也會不可避免地隨著改變。筆者能感覺到“一般所謂可靠的譯者”幾個字中所傳達的藐視之意：這傢伙懂外語，但是不懂詩。

羅伯特森以為英國詩人傑米·麥克肯德里克下麵這句話“無疑是準確的”：“譯者對語言這一形式本身的瞭解，比他們對詳細某種語言的瞭解更為重要。”麥克肯德里克話裡的重點仍長短常凸起的：翻譯詩歌或散文需要克服一個障礙，那便是需要深入把握相關的外語，而我們所做的，就是為母語這個更重要領域裡的專家翦滅障礙，擔當他們在翻譯路上的清道夫。

讓我們一起回憶一下我們最常接觸的母語詩歌，發現其中有太多東西超乎了我們原來的想像，我們會在後來讀到的其他文學作品中找到呼應，從而明白詩人是如何將這個詞或那個詞的意思進行細微的置換，而這種置換又是如何改變整個作品的語氣和情緒。接下來，我們再回想一下我們所讀過的最棒的詩歌評論他們對語言文本或者文學文本的闡釋，能使得文本呈現出更深刻的意義，能夠為一首原本晦澀無比的詩理出其中的邏輯，使得我們對上面所提這些詩人的作品豁然爽朗，從其作品中獲取更為豐碩的體驗。

讓我們再設想一下，如果有位詩人朋友但願翻譯這些作家的作品，你來幫他把他們的作品翻譯成外語。也許你大聲朗讀了《四個四重奏》(艾略特作品)，一行一行地讀，把頓挫抑揚都傳達給他了。

可是，在我們大聲朗讀的時候，對我們的語言並不是很瞭解的翻譯家朋友，是否能聽到我們所聽到的？擬聲詞或許可以。然而一種語言裡的“漸弱”與另一種語言的“漸弱”未必是一回事，更別提它與其他文本的呼應關係了，就連它在我們的母語中所對應的聲音，也無法領會。

我們可以看到翻譯本質上的一個悖論：我們用來獲取靈感的語言，也是我們在表達上的最大障礙。母語從某個方面給我們以提示，然而我們想遵循的原文，說的卻是別的事情，或者，說的是統一個事情，可在某種程度上卻讓人有不同的感覺。

這不由得讓人想起保羅·策蘭，他在翻譯波德賴爾時感到萬分失望，他以為“詩歌就是語言中那種絕對的獨一性”。話雖如斯，對原文語言更深入地瞭解，經常能讓學生們在改進翻譯的時候擁有更多的自由：更好地輿解原文，可以匡助譯者掙脫正統語言結構，為他試著去感慨感染的語氣尋找新的表達方式不外，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你用哪種方法擺脫“拘謹的翻譯模式”，都要依靠于你對原文精准而直接的體驗。

那麼，為何信仰世界文學就那麼必要？看起來，我們一定要做如斯設想：沒有哪種文學表達和體驗是徹底不可得的；個體的人會受到語言、文化和文學方面的限制，並不代表無法體驗到其他文學作品；

而同樣，個體的作家也可以被全球的讀者賞識。恰是在這樣一個條件下，才有了各種世界性的文學獎項如今已有了很多種別。

我對這種抱負及其所激勵的一切翻譯進程並無不滿。我獨一的異議便是，不應該不明智到忽視這一事實：文化長短常複雜、各不相同的，信仰世界文學實際上會讓我們變得越來越狹隘，束縛於我們深圳翻譯公司的文化中，在把其他文化納入簡樸的同化進程裡，只因作品在我們的母語中很有吸引力，便自欺欺人地相信，我們已經接近了國外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