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公司：社會科學翻譯文本的語言潤色

今日，博文翻譯公司獲悉，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訊，作為《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的英文編纂，我主要負責為譯文進行潤色。每當有人問我中國的翻譯水準如何時，我總回答，我很佩服《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的翻譯。在國際翻譯界裡，譯者多將文章從外語譯成母語，但《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剛好相反，譯者是將母語譯成外語（這很難，我固然學過50多年中文，仍是做不好漢譯英）。之所以如斯，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方面，中國有良多學者和譯者，他們的英語水準和以英語為母語的人比擬絕不遜色；另一方面，以英語為母語又有意願和能力做漢譯英的人相對很少，由於人們普遍以為漢語很難。　　表面上，我的工作很簡樸。第一，譯者已經把原文翻譯好；第二，以英語為母語的我，可以當即認出哪些地方不符合英語的語法或是存在其他題目，改了就完事了，實在不然。　　在編纂過程中，我力圖使英語譯文正確、天然、忠實。“正確”可能是英文編纂的首要任務，稍有差池就有可能鬧出笑話。如近期的《經濟學人》有這樣的例子：一部波蘭作品的英譯本中，“power-wielding”（掌權）被誤譯為“power-yielding”（讓權）——一字之差，天地之別。學術文章應該具有權勢鉅子性，避免這類錯誤尤其重要。一字之誤，都會影響讀者對整個作品的決心信念。　　過去30多年中，社會科學領域作品的中譯本頗有井噴之勢。目前，絕大多數社會科學術語的中英文表述都能逐一對應，這使當代學術翻譯比文學翻譯輕易一些。但是，一些年青譯者可能留意不到某些術語在一個學科的特殊用法。例如，把“道德風險”與“價格彈性”分別譯為“moral risk”和“price flexibility”，這在一般情況下是正確的；但在經濟學裡，則要表述為“moral hazard”和“price elasticity”。另一個難點是對 “百分比”（percent）和“百分點”（percentage point）的區分（這一點，良多外國人也搞不清晰）。有時我和譯者對某一個領域的術語都不清晰，碰到這種情況，必需上網或到藏書樓查資料，以便認識該領域的內容和表達方式。　　除術語之外，另一項耗時費力的工作是考證引文出處。中國作者常常會引用英美作品，這就需要把中文再譯回英文。假如意譯為間接引語，倒沒有題目；若是打了引號，則引號之間必需是原文。不查英文原文而自己翻譯的話，假如英文譯得很好，一般讀者也許會留意不到這不是英文原文，當然碰上專家就另說了。但是，這種偷懶的翻譯往往一看便知。碰到直接翻譯而不查英文原文的情況，編纂只好自歎倒楣，到網上或到藏書樓去查英文原文的表述。這是學術翻譯中最棘手、最費力也最輕易被忽視的題目之一。　　不少人認為，編纂完全可以拋開中文原文而只看英文譯文，但事實並非如斯。只有對照中文文本，才能知道譯文是否忠於原文。因為時間限制，缺乏經驗的譯者可能會漏掉重要內容，好比日期或限定詞。這種情況下，編纂需要把漏掉的內容補上。另外一個題目正好相反：有一些譯者，以為作者寫得不夠清晰，或者用的術語過多，因此以進步原文水準為己任，在原文的基礎上增補新的詞或片語。假如英文譯文在語法和語義上看都沒錯，那麼，編纂不看中文原文，就發現不了這些題目。而在對照中文原文、發現題目後，編纂就要判定譯者增加的內容是更接近仍是偏離了作者原意。在譯文泛起硬傷的時候，我必需不時對照中文原文，這樣，只看一頁英文譯文就要花上一個小時或者更多時間。當然，譯者的翻譯一般都已經很棒了，這樣我的工作就會輕鬆良多。　　編纂應該尊重作者的意圖，這是不問可知的。而編纂對於譯者的意圖，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呢？假如譯文已經達到英語準確的水準，還要下多少功夫使得譯文更天然更流暢？過去用紙和筆工作時，編纂的改動會受到限制；如今，借助於電腦，敲幾下鍵盤即可改寫某個句子，再敲幾下鍵盤就可以改變語彙。對存疑的任何短語，可以立刻在網上搜索核對：根據查詢結果，假如某一個說法有14300個例子，而另一個說法有97200個，我就選擇用後者，即便前者也可以接受。這樣做，是為了盡可能使用最常用的表達方式，從而使知識的傳播更加流暢，更少波濤。　　重譯，要麼是編纂無上的榮耀，要麼是他們根深蒂固的毛病。我不贊成編纂超越天職，將原文進行重譯，但有時候我也會感到困惑。理想狀態下，編纂應該僅作必不可少的改動，盡可能多地留存譯者對詞彙和風格的選擇。在實踐中，在時間壓力下，編纂要在留存譯文特色與儘快找到解決方案之間進行妥協，終極結果並不一定是最理想的。但願作者、譯者與編纂之間持續的意見交換與回饋能使我們在社會科學的翻譯方面取得更大的提高。